“我最亲爱的妈妈，大家熟悉的敬大姐，今天走了。”9月13日，敬一丹女儿王尔晴在敬一丹的微信公众号发布讣告。消息刷屏后，无数观众既意外又悲伤。
敬一丹是央视最具代表性的主持人之一，备受观众尊敬与爱戴，观众更是亲切地唤作“敬大姐”。她曾经连续三次拿下金话筒奖，除了主持节目，也常年以全国政协委员的身份为百姓发声、向国家建言。
敬一丹偏爱“声音”一词，写书、开办栏目都曾以“声音”为名。在她的声音里，蕴含的是真情，传递的是力量。
2007年，解放日报曾刊发万字专访《敬一丹的声音》，今天旧文重发，以表怀念。
我不仅仅代表中央电视台在提问,也代表着很多观众,我要把观众的感觉和声音带给总理。
今年（2007年），是敬一丹担任全国政协委员的第10个年头。在全国“两会”期间，她格外忙碌。忙碌缘于双重身份：作为记者，她融入社会，敏锐洞察与辨析；作为政协委员，她关注民生，理性建言。在她看来，凝视与倾听，正是记者和政协委员双重身份的良好契合。
解放周末：在今年全国“两会”温家宝总理记者招待会上，您向总理提了一个关于反腐败的问题，有人认为问得很“焦点访谈”。这个问题是怎样选择的?
敬一丹：每年“两会”的总理记者招待会，都是社会和各新闻媒体关注的一个焦点。每位记者的提问其实都是代表他所在的媒体提出的，各媒体也希望能够通过这个平台，展现其看问题的角度、眼光和方法。
这次提问,中央电视台新闻中心准备了三四个问题，除了反腐败问题外，还包括环境、教育和“三农”等问题。在这几个问题当中，我们思考、讨论、辨析哪个话题是最值得与总理进行交流的。后来觉得，从目前来看，随着一批大案、要案的查处和披露，反腐败话题是最容易引起共鸣的，于是提问的大方向就圈定了。虽然这个问题我是代表中央电视台提出的，但从内心来讲，也是我个人最关注、最想问的问题。
解放周末：虽然问题是提前设定的，但这个提问还是很有现场感。
敬一丹：在记者招待会现场，作为一个记者，我的使命不单是提问，还要倾听。所以，从总理一露面，我就开始留意他的话，并且在他的开场白里迅速捕捉到了与我所提问题相关的内容，于是就引用了总理的话作为提问开头，自然地引出了反腐败问题。
解放周末：在您的提问里，还特别提到了“观众的声音”,为什么引入观众的声音?
敬一丹：这可能就是为什么这个提问能让很多人产生共鸣的原因吧。我觉得我不仅仅是代表中央电视台在提问,也代表着很多观众,我要把观众的感觉和声音带给总理。所以我在提问里提到,关于反腐败的问题,我们听到了来自观众的声音,一方面大家都觉得特别欣慰,因为加大反腐败力度一直是我们的期待;另一方面有人又很忧虑,为他们看到的腐败现象忧虑。既欣慰,又忧虑,这就是我能够感觉到的观众对于反腐败问题的感受。在短暂的、有限的提问时间里,我字斟句酌,尽量用简练、准确的语言,传达出我所供职的媒体和我所面对的观众这两个方面的声音。
2007年3月4日，全国政协委员敬一丹在分组讨论会上呼吁社会关注农村留守儿童。新华社记者 朱祥 摄
节目结束后,不是长吁一口气,而是觉得自己特别有负于他们的期待,内心不轻松,反而很沉重。
双重身份、双重眼光为敬一丹提供了宽广的思考角度。一面为国事建言,发出自己的声音;一面吸收来自“两会”的各种声音,并将其传播出去。于是,她用声音连接起自己的双重身份,收获内心的双重满足。
解放周末:在今年的全国“两会”上,您特别忙,白天在人民大会堂里作为政协委员议政,晚上又要回到演播室录制“一丹两会信箱”。您的双重身份,是不是也被人们寄予了双重期待?
敬一丹:“两会信箱”是《东方时空》多年来的一个子栏目,过去叫“岩松两会信箱”,今年正好白岩松有别的任务,就由我来替他拆信。每年的“两会信箱”都会收到很多封信,记得去年我们栏目组的走廊里就堆满了信,看都看不过来。今年,尽管我们鼓励大家在网上写信,但还是收到很多封来信,甚至有不少寄到了“两会”的会场。工作人员给我送信,一送就是那么高的一大摞。信封上写着的收件人,也特别有意思,有的写“人民大会堂一丹两会信箱收”,还有的写“《焦点访谈》主持人、政协委员敬一丹收”。
解放周末:这是观众对您双重身份的认知,您自己如何协调这两种身份?
敬一丹:其实,双重身份也带给我双重便利。作为政协委员,开会的时候,我集中地吸收信息;作为记者,我的职责是传播,传播的内容一部分来自于观众来信,一部分来自于“两会”。我常常把会上还“热乎”着的声音传达到节目中,比如说,白天在会上听敦煌研究院院长樊锦诗谈了遗产保护的问题,晚上就把她请到我的节目里谈这个问题。当然,最开始的时候,我也有些担心,一边开会,一边做节目,自己能不能招架得了。可到节目真正做完的时候,我却觉得自己好像还没做够似的,因为想谈的话题实在太多了。
解放周末:没来得及谈的话题,是不是有一些以后会变成节目选题,继续关注下去?
敬一丹:的确有一些是可以继续关注的话题,比如退休职工的待遇问题,就是这次来信中集中反映的一个问题。以前我还没意识到这个问题的涉及面有那么大,像很多信中提到的企业单位和事业单位退休职工的待遇差异,这不就是老百姓最关心、最直接、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之一吗?
解放周末:在众多来信中,什么样的信让您记忆深刻?
敬一丹:太多了。一位记者在“两会”驻地采访我,正赶上工作人员给我送信,我随便拆开一封,信的落款是几十个红手印,都是村民留下的,那位记者看了觉得“触目惊心”。而对我来说,相对习惯了,因为做《焦点访谈》,我们收到过太多这样的来信,几乎每一封都是沉甸甸的,都会让人为之心头一颤。这次我印象很深的是一封特快专递,打开大信封一看,里面竟然装着不同人写的好几封信。
解放周末:为了省邮寄的钱?
敬一丹:这可能是一个原因。看到这封信的时候,我就想,这些来信的观众,他们是在什么样的环境里,是在一个什么情况下给我写的信,他们是怎么商量的,他们对这个“信箱”抱有多大的期望。但是,因为绝大多数来信反映的是个案,我们的节目又不是信访办,没有力量把这些问题一一解决。所以节目结束后,我不是长吁一口气,而是觉得自己特别有负于他们的期待,内心不轻松,反而很沉重。
2012年8月23日，“母亲水窖”形象大使敬一丹（左二）在“母亲邮包”发放仪式上与当地村民合影。\n新华社记者 李明放 摄
穷到极点不是衣不蔽体,而是没有表情。孩子是最不该没有表情的。
职业的关系,让敬一丹有机会走进那些布满阴影的角落,走进那些常被冷落的人群。走得越近,她就越清晰地感受到他们对于发出自己声音的渴望。敬一丹说,“提出问题是媒体最基本的职责,媒体要传播弱势群体的声音,放大弱者的声音,让大家都能听到。”
解放周末:回顾一下,这些年您在全国“两会”上的提案,多是为弱势群体鼓与呼,有人说您有“弱势群体情结”,这种情结从何而来?
敬一丹:我对弱势群体的关注,开始于对贫困人群的关注。十多年前到广西采访,我给当地孩子带了很多文具,但那里的孩子根本就无学可上,脸上都没有表情。穷到极点不是衣不蔽体,而是没有表情。孩子是最不该没有表情的。那次采访让我感到,我的工作不仅是为了那些能看到电视的人,同样是为了那些看不到电视,甚至不知电视为何物的人。
后来当上全国政协委员,最初关注的点还比较散,后来,就开始情不自禁地把注意力集中于流动人口问题上。起初在我印象中,流动人口是一个庞大却很模糊的群体,通过接触,慢慢感觉到这个群体里可以分很多类,而群体中的个体又是具体、鲜活、生动的。
解放周末:最早关注的是他们中的哪一类?
敬一丹:对农民工的关注比较早,是在十几年前我主持经济节目的时候,从民工潮对铁路的冲击这个现象开始关注这一群体的。后来,这个群体又衍生出很多分类,比如农民工的妻子。所以,我在提案中又开始关注流动人口中的女性,有到城里来的打工妹,也有留在农村的女人。接着又关注他们的下一代,既关注那些在城市边缘生活的孩子,也关注那些留在农村的孩子。
解放周末:有的提案来自采访,有的又成为采访的选题,双重身份自然地形成了一种互动。
敬一丹:对。刚才你们说我有这个“情结”,我也不清楚为什么,不是刻意地去关注,而是一种自发的情感。无论是作为记者,还是政协委员,每当谈到农民工、弱势群体这些话题,都特别能牵动我,让我动心。去年,我在提案中提到了农村留守儿童的问题,当时就想,一定要做成节目。我觉得,作为一位女政协委员,如果没有为这些孩子发出声音,就像母亲没有尽职。“两会”3月份结束,5、6月份,我就做了一期《新闻调查》,就叫“留守儿童”。那次是在人口大省四川,调查了当地留守儿童的生活环境和生存状况,也把我在提案中的一些想法体现了出来。做完这期节目,我才有了一种踏实感。
解放周末:双重身份也使关注的目光、表达的声音和传播的渠道,进入了一种良性循环。
敬一丹:从某种意义上来说,在这种循环中,媒体的传播作用可能更大。提出问题是媒体最基本的职责,媒体要传播弱势群体的声音,放大弱者的声音,让大家都能听到。
2007年，敬一丹在解放日报第九届文化讲坛上回答观众提问。 解放日报资料照片
内心饱满的感情,胜于眼泪的表达。
双眼透过芜杂,注视阴暗的角落;双耳穿越喧嚣,倾听弱者的声音。有这样行动的人,一定情感丰富、细腻。敬一丹便是如此,有时采访对象的一句话、一个眼神,都能让她泪如雨下。但是,一次失败的采访经历提醒她,镜头前的情感要有节制,于是,她一次次将眼泪化作内心情感的张力。
解放周末:您给很多观众留下的印象是沉稳、不苟言笑,好像是个情绪波动不大、不易动情的人,但是您的同事和朋友却说,敬一丹心肠极软。
敬一丹:我是个特别容易感同身受的人,刚当记者的时候,还失控过。
那次,在河北省采访一位抗洪烈士遗孀。她比我大一岁,突然失去丈夫,就懵了,懵的表现就是不停地和别人讲她的丈夫。我们的摄像小伙子调试机器的时候,她就悄悄告诉我,他们夫妻感情特别好。他们家有个中药柜,她长期患病,丈夫懂一些中医,就自己研究怎么给她治病。她生病的时候,丈夫给她梳头,她给我讲她透过镜子看丈夫给自己梳头那个情景。我的脑子里就开始跟着她说的,出现一个又一个画面。
解放周末:您已经进入那个情境了。
敬一丹:对,不知不觉的。她说出事那天,她丈夫本来已经出门了,出去后又折回来,进屋抱了她一下。都老夫老妻了,这个拥抱说明他们感情极好。他走了以后,她就是不相信他不能回来了。直到一天晚上,儿子已经睡了,她收拾东西,看到了他们从前一起看的几本书,那天半夜,她说她把这些东西全都烧了。
听到这,我一下子失控了,眼泪顿时就下来了。她用这种方式向丈夫表达,在她以后的生命中,不会再接受别的男人。她是在与自己的生活告别,她将永远带着一种约束,一种作为英雄妻子的约束。我当时满脑子想的就是,她这么年轻,今后的日子怎么过?她的路怎么走?这是一段女人与女人的对话,她把我当成一个女人,我也把自己仅仅当成了一个女人。
解放周末:把别人的苦当成自己的苦,把别人的悲化作自己的悲,也许正是这种情怀,让您能够倾听到那些沉重的内心的声音。但对于记者来说,冷静、客观毕竟是一种职业要求。
敬一丹:从采访来讲,那是一次失败的经历。后来在编辑那期节目时,我找不到一个镜头自己不是在流泪的。我们的摄像师回来跟别人半开玩笑地说,敬大姐采访烈士遗孀,两个人一块儿哭,都分不清谁是遗孀了。他的话提醒了我,作为记者,应该客观、冷静,对情感有所控制。
解放周末:去年您主持《感动中国》,许多观众都落泪了,但您控制住了,没流泪。可事后又有人批评,说敬一丹错过了一次在电视上流泪的机会。您怎么看?
敬一丹:在一次业务研讨会上,确实有一位同行提出了这个问题。我就问他,作为观众,您感动了吗?他说,感动了。我说,那就行了。
解放周末:感动,不一定要用眼泪表达。前不久播出的又一期《感动中国》,您用富有感染力的主持向老红军致敬那一段,就很感人。
敬一丹:在这次《感动中国》的候选人物中,我作为推选委员,力荐“老红军”。别的意义不讲,就讲在今年纪念长征胜利70周年的时候,如果我们不向这些还健在的老红军表达敬意,那么再等10年,也许就再没有这样面对面表达的机会了。在过去的一年里,我到《我的长征》去了5次,在那里,与一些老红军有过面对面的交流。我自己也没有想到,我自以为很熟悉的老红军能带给我那么强烈的震撼。所以当我向别人大力推荐、游说,应该让“老红军”当选的时候,当我准备那段介绍“老红军”的台词的时候,内心都极其冲动,经常说着说着就流泪。
解放周末:是哪些情况带给您强烈的震撼?
敬一丹:都是一些细节。有一次我们去一位老红军家里慰问,临走时,请他在签名簿上签名。他拿着本子准备签的时候,我的头靠近他的头,听到了他“呼噜噜……呼噜噜”的喘息声,能感到他的气管不太通畅,好像夹杂着痰和血丝。听到这个声音,我的心突然被撞了一下。然后那位老红军接过笔,颤颤悠悠地在本子上写下了一行字:第几方面军、第几连、战士某某某。一看到这儿,我的眼泪“唰”地就掉下来了。
解放周末:尽管您内心波澜起伏,但在主持《感动中国》的时候还是控制住了自己的情绪。在有人把眼泪当作吸引观众目光的手段、甚至把“有泪尽情流”当作时尚的现在,您为什么还要控制?
敬一丹:也许泣不成声的主持会有另一种效果,但我想要的效果不是悲伤。后来业内有评价说,我那次的主持,内在情感非常饱满。内心饱满的感情,胜于眼泪的表达,也一定是会被人们所感受到、所理解的。
2008年7月11日，火炬手敬一丹手持火炬传递。当日，北京奥运圣火在哈尔滨传递。 新华社记者李勇摄
面对这些原生态的文本,有没有这样一种力量,能够从嘈杂的述说中抽出一些声音来。
有人说,敬一丹成名于《经济半小时》,立命于《一丹话题》,而晋身于《焦点访谈》。1996年《焦点访谈》向她发出邀请时,她正在主持《一丹话题》,那是全国第一个以主持人名字命名的节目。那一年,她40岁。但《焦点访谈》制片人一句“我希望你能来”,还是让敬一丹动了心。然而在最初怀揣新闻激情与理想进入《焦点访谈》时,她却意外地遭遇到了一种“猝不及防”。
解放周末:1998年,您出版了一本书,叫《声音》,里面收录了150封观众来信,您称它是“《焦点访谈》的延续”。为什么说是延续?
敬一丹:这要从我刚到《焦点访谈》的时候说起。其实到《焦点访谈》,我是有业务准备的,过去做经济节目,我一直做深度报道,当时就比较倾向于那些有沉重感的选题,对舆论监督报道特别有感觉。《焦点访谈》一开办,我觉得那就是能让我找到感觉的节目,在我看来,它是中国舆论监督和新闻改革的前沿。所以,当《焦点访谈》向我召唤时,无论是心态,还是经历,我都觉得自己准备好了。可就是有一点没准备好,那就是铺天盖地的来信。
解放周末:信多到什么程度?
敬一丹:让我猝不及防。每天要收到几十封,信封上都指名道姓地写着“焦点访谈敬一丹收”。如果人家写“焦点访谈”收,我可能就没那么沉重,但信是写给我的,这是观众对我的一种托付。托付多了,就让人沉重。刚开始读信的时候,常常气愤得不得了,经常拍案而起。但日复一日,年复一年,每天都收到大量的信,表达的多是民怨,而且都是事关身家性命的,压得我有点喘不过气。这时候我才感到,我没做好这样的准备,那就是一个记者要承受那么多、那么重的托付。
解放周末:那么,《声音》这本书,是不是您对这种托付的另一种回应?
敬一丹:是的。这本书的出版,让我对给我写信的人有了一个交代。《焦点访谈》的节目容量有限,不可能一一回复这些信或者做成节目,我一直在寻找电视以外的表达方式。坐我对面的一位同事,天天听我在那唉声叹气,就问我,想没想到把这些信编成一本书。他提醒了我。后来真着手做这件事的时候,我就想,面对这些原生态的文本,我有没有这样一种力量,能够从嘈杂的述说中抽出一些声音来。为什么用“声音”做书名,就是我一打开信,就感到各种各样的声音扑面而来,每次拆信,都觉得喧哗。
解放周末:从喧哗的声音中抽取有代表性的声音,从上万封信中选择一百多封信,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
敬一丹:经过统计、抽样,从来信中选出了当时社会的一些热点问题,那时就有反腐败,还有教育、环境、贫困问题,等等。
这本书里有观众的来信,还有我读信的观感,具体算是什么文体,我也说不清。后来去新闻出版署给书登记的时候,他们问,这本书算哪一类啊?都说不清它应该算哪一类,因为从没有过这样的书。我当时感觉特别好,这不是说我创造了一种书的类型,而是觉得如果这本书能出来的话,它本身就是一种进步。你想啊,观众来信一般都在电视台内部看看就完了,哪能公开出版啊?
2025年2月3日，火炬手敬一丹（左）与火炬手杨莹在火炬传递中接力。当日，第九届亚冬会火炬传递活动在哈尔滨举行。 新华社记者 颜麟蕴 摄
解放周末:《声音》出版的时候,正好赶上一股“主持人出书热”,有的人出书是为表达自己的声音,而您在书里表达的更多的是底层人群的声音,里面有含冤负屈者的呼救声,有穷愁困顿者的求援声,有苦闷抑郁者的呻吟声。您为什么甘当弱势群体的传声筒?
敬一丹:这本书和所谓的个人出书,是不一样的,我也不把它看成是我个人的书。观众的声音,就是我最想发出的声音,也是我对他们的一种交代,我还能给人家帮什么忙啊?媒体的责任之一,就是为那些没有诉求渠道的人提供通道,所以我特别想传达这些人的声音,而且也特别愿意被他们利用,让他们利用我的传播便利。
解放周末:书出版了,有了交代了,内心是不是不那么沉重了?
敬一丹:很多人看完这本书后都感到震撼,我也自以为给了观众一个交代,但后来收到了一位来自农村的大学生的信,他让我又沉重起来。他在信中说:“敬大姐,我看了您的书,您所听到的声音,只是您能听到的,而我的乡亲们已经被生活的重负压得只剩下呻吟了。”
解放周末:这是一种提醒,还有不少人的声音微弱得常常听不见。
敬一丹:他的信让我刚刚轻松了一下的心又紧张起来,我意识到这种沉重并没有结束。除非我不选择,只要我选择了作为记者的使命感、责任感,只要我还在《焦点访谈》工作,当我享受这个职业带给我的那种酣畅淋漓的感觉时,就要继续承受沉重,就要继续挑起沉重的托付。
解放周末:“长太息以掩涕兮,哀民生之多艰”,倾听底层的声音,往往意味着分担痛苦。苦难声音的累积,会不会让您感到疲惫和愁苦?
敬一丹:我身上一直有一种沉重的感觉,也许是我成长的经历,让我始终没有一种纯粹的轻松感。《焦点访谈》这个节目,让我听到那么多来自社会底层的声音,使我内心有了一种参照,所以看任何事情,无论有多少显赫、光鲜,都会非常自然地想到,这个社会还有角落,还有阴影呢。
2002年3月7日，全国政协委员敬一丹（右）在发言中指出，应改进专题调研的工作方式和方法，注重调查研究的真实性问题，多反映基层的呼声。 新华社记者鞠鹏摄
记者的一种责任就是要把底层人群的声音放大,这是应有的良知和良心。
敬一丹偏爱“声音”这个词,她想听到更多,她想传播更多。2003年,她提议创办了一个新的电视栏目,名字还叫《声音》,她希望能“七嘴八舌地反映中国不同阶层、不同地方的人们的状态”。如果说《声音》这本书的出版,只是一种朴素的交代,那么《声音》栏目的推出,则散发着她对于“声音”理性思考的光芒。
解放周末:您主持《焦点访谈》是响应号召,而主持《声音》,则是出于主动,这是不是标志着您对“声音”的思考已经从自发转为自觉?
敬一丹:我是在当上全国政协委员后,开辟了这个栏目。当时有一种意识,就是希望在节目中传达政协会议上的有价值的声音。“两会”上的提案和议案就像一座富矿,有很大的挖掘潜力,而媒体报道却是倾盆大雨式的传播,“两会”结束后,就难以听到、看到了。对于那些有价值的声音,观众真的消化了吗?吸收了吗?有效到达了吗?因此,我想办一个长流水式的节目,使多年来的一种自发倾向,进入到一种自觉的状态。
解放周末:在这个栏目里,您想要传递的是一种什么样的声音?
敬一丹:当时要给节目拟定一条宣传语,我想到了这样一种表达:放大弱者的声音,传播智者的声音。
解放周末:这两种声音恰恰是当下一些媒体最为缺少的。
敬一丹:现在的媒体看上去很热闹,但听一听传达的有多少是弱者的声音,又有多少是智者的声音呢?这两种声音缺少其中任何一个,都是媒体社会责任的缺失。有些媒体,让人看着就觉得气愤,小道消息、假大空的新闻满天飞。夸大、胡吹、捕风捉影、无中生有,把手中的笔作为讨好个别人的工具,这是知识分子应该做的事吗?知识分子起码应该有一种判断力,能判断什么是有传播价值的声音。假如媒体不能真正传播智者的声音,那么这个民族就少了智慧的力量。
解放周末:比起智者,弱者更缺少表达声音的渠道。
敬一丹:所以媒体还要放大弱者的声音。记者的一种责任,就是要把底层人群的声音放大,这是应有的良知和良心。弱者的声音太容易被忽略了。想到那位大学生给我的来信,那些只剩下呻吟的乡亲们幸好还有一个这样的孩子,他有表达的能力和渠道,但是还有多少人是没有任何表达渠道的啊。如果一个社会长时间忽视这种现象的话,就不是一个和谐的社会;如果没有“议论风生”的基础,我们的社会也称不上是一个和谐的社会。而在如今社会那么多、那么嘈杂的声音中,传播智者的声音、放大弱者的声音,媒体责无旁贷。
2017年5月4日，敬一丹等著《我 末代工农兵学员》在京首发 。5月4日，敬一丹（左二）和同学李小梅（左一）与70后主持人康辉（右三）、80后作家孙睿（右二）、90后新媒体人水亦诗（右一）在新书发布会上交流各自的青春记忆。\n新华社记者 罗晓光 摄
记者要把目光投向角落,投向容易被人忽略的地方。遥望社会,是知识分子应该永远保持的责任心。
谈到不同人之间的隔膜,敬一丹讲起了电影《通天塔》。“通天塔”出自《圣经》,是指人类为了见到上帝,准备建造一座通天塔,上帝为了阻止人类,混乱了他们的语言,造成思想无法统一,文化产生差异,分歧、猜忌等问题接踵而来。于是,这座塔便成了一个泡影。在敬一丹看来,在现实生活中,由于地域、文化和心理的差异逐渐增大,人与人之间的沟通障碍也随之增加。而这时,记者需要做的是促进沟通,而不是增加隔阂。
解放周末:放大弱者的声音,光靠一个敬一丹是不够的。您认为媒体应该起到什么样的作用?
敬一丹:做一点,是一点。有时候我们可能会想,努力去做就会有很大推进吗?也许未必,所以我从不奢望能有立竿见影的改变。我们发出的那些声音,能起多少作用,就起多少作用。我不高估媒体的作用,但是也绝不放弃。比如留守儿童的问题,我不指望做一期节目就能改变他们的生活境遇,解决他们的所有问题。但我希望,看过这期节目的人,以后再见到这些孩子的时候,能够停下来,好好地看看他们。让这些孩子能进入人们的视线,引起人们的关注,从而形成一种社会舆论。
解放周末:唤起人们的悲悯情怀。
敬一丹:对。我想这多多少少能改变一些漠视,改变一些无视。我一直有这样一种想法,其实在这个社会里,谁和谁都有关系,你怎么能觉得一位农民工就和你没有关系呢?如果公众长期对一个群体投以漠视、无视、歧视的目光,这里面就有媒体的责任。媒体如果没有自觉去做一种沟通的话,那么这种隔阂将会加深。
解放周末:甚至埋下恶的种子。
敬一丹:所以,首先要让大家知晓,知晓,才能关注,然后才能让这种隔阂少一点,让和谐的因素多一点。我第一次感受到不同人之间的隔膜,还是在十多年前做经济节目的时候,我在节目中说,中国的贫困人口有8000万,这个节目播出后,很多人不相信,表示震惊。那时候好像是1993年,我想,为什么大家会震惊?就是因为媒体传播得太少。我对亲戚家的孩子说,我在大别山看到那里的孩子中午吃饭,一个班里没一个孩子是有菜的,他们也没见过文具盒,都是拿牙膏盒装铅笔。城里的孩子都说不可能,不相信。我想,连我身边的人都不知晓,而不知晓,你就不可能让他们乐为贫困群体做好事。
解放周末:不知晓,是一个危险的信号。我们的媒体是否该对此有所反思?
敬一丹:从那时起我意识到,应该让公众知道,在离我们并不遥远的地方,有一群人还处于另外一种生活状态。这是媒体的责任。媒体是干什么的?难道就是凑热闹的?凑热闹是一些人天生的心态,但作为记者,应该提醒自己,要把目光投向角落,投向容易被人忽略的地方,要做更有价值的传播。
解放周末:如果只盯着“热闹”,眼睛贴在“热闹”上,必然会使视角变窄、视野变小。
敬一丹:是的,我们的目光如果没有一种遥望的本领,就会感到缺少一种力量。遥望社会,是知识分子应该永远保持的责任心。所以我经常提醒自己,能不能看得远些,再远些,让我们的职业有一种遥望的感觉,使得公众在评价记者这个群体的时候,觉得这是一群真正的知识分子。
敬一丹在2017年上海书展上。本报资料照片
作为中国的记者,了解中国很重要,不了解中国很丢人!
在一些年轻人看来,不懂网络是孤陋寡闻,不知道美国也是孤陋寡闻。但在敬一丹眼里,却有另外一种更为可怕的孤陋寡闻,“很多人对自己的民族从哪里来没有了解,对多数中国人的生活状态没有了解,对生活在角落里的人更不了解。相比来说,这种孤陋寡闻更丢人。”
解放周末:现在有这样一种倾向,一些媒体人和文化人的眼睛,只向上看,不向下看;只向外看,不向里看。
敬一丹:对于我们记者来说,孤陋寡闻是什么?不是你不知道美国,而是你不知道一位中国农民的生活状态,不知道处于底层人群为生活要付出的代价有多大。记者了解中国很重要,不了解中国很丢人!
前些时候,我去兰州大学讲课。兰州大学距离兰州市区50公里,距离定西也是50公里。一边是大城市,一边就是中国最贫困的地区之一。我给那里新闻系的学生讲课,我说,你们走出学校时总是习惯朝城市的方向走,有没有朝另一个方向走过?50公里是看得见的距离,但却是天与地的差别。我向兰州大学表达了一个愿望,把其中一次课移到定西去讲。有人问我,为什么一定要去那里?我说,就是内心想去中国最贫困的地区看看,如果不去的话,我觉得自己内心的参照系里就少了一个重要指标。
我认为,在中国当记者,如果对贫困、偏远地区的状况缺乏了解,那是不称职的。就像我和兰州大学的学生说的,作为西部的学子,你不了解美国不丢人,但你不了解定西很丢人。
解放周末:内心建立起的这样一种参照系,对于新闻工作者传播立场的选择,是不是也是至关重要的?
敬一丹:有了这种参照,说话的时候就会很自然地站在绝大多数人的立场上,而不是少数人的。比如在节目里,在表达的时候我会注意一些细节,经常在一个字、一个说法上琢磨很久。我主持时还有一些忌语,像“我们要”、“必须”、“应该”等等,这些词我尽量不用,因为那不是媒体的语言,而是居高临下的宣告,姿态不对。我也很少用祈使句。但我从媒体上常听到、看到这样的话,“仅仅花多少万……就能怎么怎么样”,什么叫“仅仅”呢,这是站在老百姓的立场上吗?这种话是伤人的。
2007年5月16日，解放日报第九届文化讲坛，文化名人章含之（中）、于丹（右）、敬一丹作为演讲嘉宾出席了文化讲坛。本报资料图片
作为媒体人,至少要睁着眼睛,不能看不见或者假装看不见。
“世界上是无所谓有角落的,地球是圆的,不应该有什么地方成为角落,不应该有什么人被遗忘,他们的生活状态应该为人们所知。”在敬一丹心里,选择记者这个职业,就理当有一种文化自觉,自觉地知道该关注什么,该放弃什么,该坚持什么。
解放周末:现在的媒介生态并不令人乐观,恶搞、选秀与炒作充斥于荧屏、版面和网站,甚至一些社会新闻、政治新闻也被娱乐化。您怎么看这种泛娱乐化倾向?
敬一丹:有些软性的新闻,可以娱乐,但是说正经事的时候,还是要好好说。我觉得是不是有些媒体的判断出了问题,在价值判断上出现了偏差,他们报道的真的是老百姓喜欢的东西吗?收视率、发行量真的就能体现出价值吗?
解放周末:事实是,那些无聊的“狂欢”越来越多,越来越被追捧。
敬一丹:我对过于热闹的东西总有一种天然的排斥。看到那些庸俗、无聊的东西,我常想,那些不也出于识文断字的知识分子之手吗?老师教他们认识字的时候,不是让他们糟蹋文字的。
如今,让人追捧成了一些媒体的至高追求。对此,媒体人是不是应该反省?让人追捧是一种境界,让人尊重是另一种境界。吸引眼球,并不难。但要让人尊重,不是那么简单的。媒体应该有长远的追求,用理性作根基,用有价值的传播作支撑,这样才能有生命力,才能真正影响人的心灵。
有些媒体让人尊重,他们图的不是一时的热闹,而是长久的价值。比如大型公益活动《我的长征》,我的一位同行知道我去参加这个活动后,他发短信给我说,“在一片喧闹中,你们还在做着有‘品’的事,让人敬佩。”
解放周末:您曾说《焦点访谈》是让社会保持痛感的,但是在狂欢原则和零痛苦原则不断被一些媒体奉行的当下,如何使人们重拾痛感?
敬一丹:我们的社会不能麻木到连痛感都没有。作为媒体人,至少要睁着眼睛,不能看不见或者假装看不见。《焦点访谈》的标识就是一只眼睛,这只眼睛已经存在13年了,在这13年里,如果这只眼睛的焦距虚了,或是睁一会儿闭一会儿,那就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。
解放周末:更可怕的是“睁眼瞎”。
敬一丹:不能假装看不见,哪怕有些事情现在没办法解决,但不能不去看。如果社会丧失了这只眼睛,那么将缺少一种约束。人为什么会对自己有约束,就是因为总觉得有人在看着你。不是都让你高兴、舒服、狂欢的眼睛,但有了它的注视,人就会变得有规矩。社会也一样。
解放周末:社会的文明进步,需要理智的眼睛、清醒的眼睛。
敬一丹:同样是约束的眼睛。有些职业是让人轻松、快乐、甚至麻痹的,有些职业就是让人不痛快的。我所从事的就是让人不痛快的工作,就是要挑毛病。有社会责任感的媒体给人带来的不是轻松,但从长远来说,它将赢得人们的尊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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